新型城镇化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是因为它能够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失衡，创造新的要素组合。事实上，二元结构失衡不仅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以及要素市场化都要从土地完整确权上做文章，因为这将是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二元性特征也在不断强化，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出现的问题。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 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先是由1978年的0.1643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498，但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明显增强，到2008年二元对比系数下降到0.1802。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致富困难、农村消费不足，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于2010年突破0.5，代表城乡差别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也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大，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统计，2008年中国的GDP结构中，农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2%，但这些财富是靠40.8%的劳动力完成的。目前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5.1%。这就是说40.8%的人创造了11.2%的财富。由于农村经济分散，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农村投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

　　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本质是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建立均衡式的城乡互动和工农互动增长机制，要将国家从农业转出发展要素资源的格局调整到工业向农业转入发展要素的格局上来，对整个农业发展给予根本性补益。

　　下一轮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的粗放使用必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因此，生产要素完整产权的保护和尊重，是要素进入市场并获得高效配置和相应经济效率的充要条件。而怎样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土地这一极具配置能力的资本至关重要。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因为它涉及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的“三农”赋权制度改革。新一轮土地制度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体制、资金、人力、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从而可以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国家每年都下大力气保障“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提高的效益和幅度却并不尽人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盘活资产，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契约。

　　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相对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土地确权和使用权资本化是为了增加土地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形成农村和农业的资本积累，就是希望以权证的方式虚拟土地使用权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值，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场上获得强流动性，产生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事实上，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入股还是农民以承包地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是从土地资源赋权制度入手，使城乡资源流动整合。因此，以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为资源汇聚点，围绕金融支持和产业支持，将形成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轮土地制度红利的开启所释放出的改革势能，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