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外部市场增长动力有限，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对非公企业而言，只有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从全球视野考虑资源最优配置，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中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历史机遇。为此，就新常态下非公企业更好“走出去”，建议如下：

　　第一，针对企业自身特点合理确定“走出去”的战略方针。过去多数非公企业对外发展模式较为粗放，对外投资战略不明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缺乏中长期计划，导致企业“走出去”效果不理想。因此，亟须根据国内外及行业市场新形势和企业自身特点合理确定“走出去”的战略方针。

　　首先，大中型非公企业要紧跟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充分利用大力推广“”的政策优势，推广优势产品。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公路、铁路建设技术既成熟又有优势，造船能力强，很多领域制造技术位于世界先进行列。非公企业可以围绕主要参与的央企，积极承接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拓宽业务范围。

　　其次，中小型非公企业要集中打造核心优势，更加积极寻找合适的海外市场切入点。对于目前自身业务发展规模和行业影响力较为有限的中小非公企业，要积极充分利用自身具体优势，主动寻求市场机遇，有步骤有战略地制定“走出去”计划。

　　不少国际大品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外包服务依赖性很强，产业与产品链中大量的环节需要中小企业承担。跨国商贸流通企业采购行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可以使我们中小企业在各地寻找被采购的机会，并借助大公司的品牌，把自己的产品带入国际采购链。

　　若达到“走出去”的高级阶段，可以搭建境外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平台，形成某一优势产业的集聚地，抱团取暖。例如，杭州华立集团自2000年就在泰国投资，2005年在泰国罗勇府建设面向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创造了500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已超过11亿美元，成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最大的产业集聚平台。

　　第二，强化合作互赢的理念和全球服务的责任感，在东道国树立良好的口碑形象。一方面，了解本地需求、产品本地化，这是打开海外市场的根本。另一方面，将企业发展成果与当地民众共享，构筑成广泛“统一战线”的利益结合体。

　　第三，针对企业自身以及东道国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模式。在投资方面，无论是在资金实力还是在经验积累上，民营企业一般无法和国有大型跨国公司相提并论，所以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投资方式尤其重要。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与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而且我国经过多年的开放发展，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制造行业的民营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可考虑采取独资或合资新建的方式。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类市场，大多数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民营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实力有限，可考虑合资分担风险；如以获得海外市场和技术为动机，可考虑并购方式，以减少进入障碍并加快进入速度、降低进入成本。

　　第四，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平台，创新“走出去”的融资路径。在融资方面，非公企业要注重积累熟悉境内外资本市场运作制度，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融资平台发展直接融资。境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境外较低的债券融资成本为非公企业“走出去”战略筹集资金提供了渠道和便利。另外，符合条件的非公企业也要充分利用国企“混改”，金融牌照逐步放开的大好时机，大力参股乃至控股金融机构，为自身融资积累金融资源。

　　第五，建立起严谨的风险合规意识和法律内控机制。“走出去”意味着跨国、跨地区的经贸活动必然遭受着不同国情、社会制度的碰撞，复杂的国外环境的考验，也必然意味着相关经济利益的风险敞口。2014年11月，中铁建在墨西哥高铁投标被撤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海外投资不确定性变数多，风险复杂，特别是大型项目所需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往往和东道国政府、本地竞争对手企业甚至民生的利益息息相关，很容易遭致各种形式的压力甚至诋毁。中国企业要想继续走远、走好，关键是在风险控制和法律合规上完善制度建设，做好预案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企业，特别是承担风险能力较小的中小非公企业应进一步重视和提高拟推进海外项目的前期论证，尤其是针对东道国的政治情况特点、法律环境要作出独立、全面的分析。尤其要强化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尊重当地民情习惯，避免追逐涉嫌违法违规的短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