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京津冀城市群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困局。我对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主要有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一方面要统筹规划建设城市群公共交通、、机场、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快速轨道交通是城市群的连通筋骨，在京津冀大都市区的核心发展轴线上建设多层级快速轨道体系，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硬件建设。通过快速轨道交通让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之间互联互通，是建设京津冀城市群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第二，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在地域相连的同一地域内，京津冀人均公共财力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导致河北优质资源向京津流动，不利于人口、产业及城市功能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合理布局。因此，应加大向落后腹地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主动承接北京优质资源。京津冀能否协同发展，关键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得怎么样。北京要轻装上阵，有些优质资源就要到河北、天津去配置，产生更大的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相关城市要主动研究，有针对性地对接，着力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使北京的优质资源在我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第四，共建共享生态空间。研究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基金。加强生态修复和恢复，严格界定区域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确定开发强度，构建区域生态系统。

　　第五，重点培育冀中南区域性城市。按照影响腹地的范围可将城市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市域性城市。区域性城市的缺失成为京津冀核心外溢受阻和区域网络松散的主要原因。冀中南地区关系到河北全局和长远发展，该区域的发展不仅仅是河北自身的问题，也应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心。建议把京津石作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区，并把石家庄作为冀中南区域性城市来重点培育，提升石家庄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地位。

　　不可忽视的是，行政区划不合理是河北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区少市小、县多县小等体制性障碍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我们应抓住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大好机遇，在更大空间调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环保问题

　　需要通过协同立法予以整合

　　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难突破的点。这是怎么形成的？首先来分析一下京津冀环保立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目前从数量来看，京津冀三地环保地方性法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协同立法的角度来看，就比较少了。

　　我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法律法规数量多，内容差异大，缺乏协调，这可能跟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有关系。另一方面是构建京津冀地区环保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共同利益，当它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时又有一个共同利益，那么，共同利益就要优先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利益。有这样一个认识，立法就可以突破各个地方的局限性。《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治理问题已经涉及了各个区域类的地方政府可以进行一些协调，来制定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监测、统一的措施。此外，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来构建京津冀区域环保立法的协同工作。例如，是不是需要一个国家层面的立法，地方立法怎样来协调。

　　在京津冀环保立法协同机制运行过程中，要保障三地民众积极参与京津冀区域环保立法，提高立法协同效率。一是在制定环保立法时，要让公众尽量多地参与进来，也可以以网站信息公开、参加听证会等，使三地公众参与到环保立法。二是可以配合立法主体的协同，对京津冀环保立法的内容加以统一规划。如果有必要可上升为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立法事项的问题，由国家层面的立法主体予以统一规定。三是对于三地共同面临的如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三地可以整合立法资源，同步推进，内容上做到统一标准、统一法律责任；方式上可以采取分别立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签订省际协定的方式。

　　目前，京津冀地方人大的立法程序协同发展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京津冀区域环保立法主体、立法内容及程序的协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是利益问题，而对于利益进行平衡以及对利益进行取舍选择，是一个法制问题。总之，京津冀区域的环保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协同予以整合，从而最终实现整个京津冀地区相对统一的环保制度框架，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

　　京津冀产业布局

　　要实现优势互补

　　京津冀三地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发布了各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都明确了各功能区的性质、范围、发展定位和到2020年的发展任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产业协同发展和升级转移时要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就是如何对京津冀产业重新布局。这是破解“京津冀问题”的关键。

　　经济活动不是自行孤立运转的，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区域经济不平衡、产业环境及政策配套的影响较大。目前，京津冀区域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制约产业发展空间；经济扩散效应较弱，区域发展差距突出；区域产业缺乏统筹，尚未形成协同发展；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行政力量干预较强，市场发育程度不够。对此进行梳理后发现，构建京津冀新型产业分工格局重在“新型”，新型产业分工充分体现了产业价值链环节的区域间协调分布和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

　　在区域产业定位和主导产业选择方面，总体来说，京津冀各地区的产业宏观定位导向是：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先导区和高端服务业中心；天津是商贸金融、临港物流、先进制造业中心；河北在金属加工、传统制造业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是京津装备制造业及现代制造业配套产业的基地。

　　京津冀各地区之间的产业梯度差异，为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和集群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协同发展空间，易于构建各具特色、相互衔接、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北京产业总体发展导向是坚持做强二产、做大三产，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首都现代产业体系。

　　结合天津市来讲，第二产业重点培育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轻工纺织、节能环保及国防科技等九大产业，第三产业中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河北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钢铁工业，首先要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业；其次是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其他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合河北发展的第三产业是现代物流业、金融业、旅游业、商贸流通业、会展业、服务外贸。

　　总之，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腾飞，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推进下去，产业合理布局是重中之重。

　　建议京津冀三方

　　共建天津自贸区

　　我国设立自贸区的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是紧密相连的。自贸区的设立，不仅是对外开放的重点，也是新时期区域发展的重点，更是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重点。天津自贸区从申报开始，就打出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这张牌，注定了要承担起双重国家战略。一是自贸试验区战略，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全面推进阶段，要破解体制改革和推进机制创新，三方共建天津自贸区，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要想共建自贸区，必须整合京津冀三方资源。我认为天津自贸区至少要形成三个平台、京津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共享平台，京津冀金融创新的实验平台和河北沿海开发区改革的示范平台。

　　目标实现路径和具体建议：一是设置京津冀建自贸区协调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天津自贸区管委会下，由天津市商委牵头，负责收集京津冀政府改革创新的相关信息，协商、发布、沟通政策动态，以便于三地政府都能及时掌握自贸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时提出、研究在区域合作、监管模式、产业对接、功能区升级等方面的对接政策。

　　二是清理“限制”政策。三地政府尽快对现有体制机制进行梳理研究，把那些排外的、限制性政策，与目标发展相冲突的政策进行调整和清理，通过政策立、改、废，建立起跟协同发展相吻合的政策体系，打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通道。

　　三是立法进程上先行先试，由三地人大联合把制度法制化，从立法上对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

　　四是实施“政策”外溢，引领京津冀地区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

　　五是对接京津冀的产业规划，三地要精细化编制“十三五”规划，通过产业链为纽带，促进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配送方面的协同配合，尤其是推动京津冀在航运、物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产业群的发展，真正使自贸区成为京津冀产业转型的新引擎。

　　六是实现人才互通。通过天津自贸区这个平台，引进境外的优质教育资源，汇聚北京人才以及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培养金融服务贸易人才，继而通过建立健全自贸区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市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新型工业化道路

　　是河北的必然选择

　　河北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有进一步优化相对应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快产业化发展，才能给河北省带来更多的。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做强传统支柱产业。一是按照 “优化布局、结构调整、总量减少、质量增优”的原则，推动设备大型化、高技术化、规模化企业的发展，提升其行业竞争能力，改变河北“一钢独大”、大而不强的产业格局。二是根据各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皮革、造纸、医药、食品、陶瓷、玻璃等轻工业，调整投资比例。三是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加快沿海经济发展步伐，完善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同时承接北京疏散的产业。

　　其次，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一是把装备制造业作为重点产业调整培育，重点规划培育若干高端制造业基地和产业园区，推进配套产业和集群发展，使之成为继钢铁产业之后又一新的支柱产业。二是抓住煤炭化工、石油化工等整体向沿海地区转移的发展契机，将相关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同时增强电子信息、通信设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再次，科学规划产业和项目，使工业聚集区存在明显的聚集效应并且与城市发展高度融合。

　　最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是支持、鼓励、引导企业自觉加大研发投入，把完成自主创新目标作为不变的追求，提高自主创新的比例。二是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构建紧密型产学研基地�通过技术攻关，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三是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借助京、津两地人才储备优势�完善内部培养、外部引进和科学使用三个环节。

　　此外，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过程中，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为蓝本，以新型工业化为目标，制定合理的支持政策，推广绿色、新能源开发、制定高新技术倍增、节能技术创新、循环经济等计划的实施，充分发挥其指导、组织、 服务及保障等重要作用。

　　二是通过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发展循环经济、完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管理功能和孵化功能、设立节能技术创新基金等，对企业给予资金上的鼓励和政策上的优惠，同时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理念和技术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推广应用力度，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断崖式落差，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直接原因在于京津冀之间的公共资源配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根源是“分疆而治”的行政体制和“分灶而吃”的财税体制。只有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创新财政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才能逐步缩小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建立起能够逐步缩小人均公共财力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公共资源的长效保障机制。从处理京津冀与全国范围的局部与全局管理入手，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有赖于全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也应该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深化改革示范区先行先试作用，实现该区域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率先突破，带动全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我认为增强公共服务项目合作，缩小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除了采取区域合作为导向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外，还应在近年来探索建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作共享机制的基础上，扩大资源共享的各类公共服务项目合作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推进公共交通服务一体化。今后，随着京津冀城际铁路的开通，应实行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使京津冀居民既可以乘坐北京、天津的地铁、公交车，也可以乘坐河北省各城市的公交车和地铁。

　　二是加快推进环境保护服务一体化。需要以治理大气污染、水资源治理、固废垃圾处理为重点，在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统一京津冀生态环境政策、标准、监测、执法体系，搭建区域性循环经济技术、市场、产品服务平台，完善京津冀环境一体化合作机制。

　　三是扎实推进卫生医疗服务一体化。不仅需要继续加强京津冀卫生医疗服务合作，还需要实现京津冀“医保一卡通”，实现异地就医实时报销，需要解决京津冀在医保报销起付线、药品报销范围、医疗信息化平均方面的差距，统筹三地医保政策，逐步实现医保政策一体化。

　　四是探索推进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继续探索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的对口帮扶合作范围，完善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合作机制，特别是借助京津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通过开设网络课堂教育等多种形式，丰富河北省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内容，提升落后地区公共教育质量和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五是持续推进京津冀行政服务一体化。不仅需要将其扩展成为京津冀互派干部异地交流任职的常态化合作机制，还需要三地政府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打造权利在线运行、审批全程公开的行政服务管理协同机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

　　增强卫星城经济实力

　　提升发展格局

　　在我们谈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候，很难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情况避而不谈。虽然并称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京津冀地区却略显尴尬。京津冀作为发展的“第三极”，与长三角最大不同是“双核”城市，有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

　　从地区生产总值分析，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北京为19500.56亿元，是上海的90.3%，天津为14370.16元，是上海的66.5%，京津合计是上海的1.57倍，但长三角经济实力最差的绍兴，也仅低于京津冀的唐山和石家庄，高于京津冀其余6个城市。因此，京津冀要想赶超长三角，关键在于卫星城市的下一步发展上。

　　京津冀当前的状况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是我们根据特定需要而进行的行政划分。“心脏的位置是北京，出海口是天津”，那么河北呢？河北仅仅是省级区域，在资源配置和行政协调的关系上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况且，北京、天津两个大都市还在吸附周边的要素，“黑洞效应”大于经济辐射效应，环北京所谓的贫困带就足以说明京津对周边的带动能力不强。

　　在这种利益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如何加强京津冀合作与协同、如何处理好三地的舍与得，需要很好的布局与谋划。如果说体制上没理顺，产业结构既同构又竞争，很不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那么，如何改善京津冀城市群目前的现状，实现核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协同发展？我认为需要强化顶层设计、重点突破，发挥两核引领作用基础上，在城市体系中，要加快周边卫星城市发展，多点支撑，提升卫星城市的经济实力。卫星城市分别是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主要承担京津冀卫星城市功能，在此为二级经济支撑中心。

　　在二级经济支撑中心上，要统筹规划，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各有侧重。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会，是带动冀中南区域发展的核心，一方面承接北京、天津的辐射，集聚周围区域的资源要素，加快自身的壮大发展，另一方面向衡水、邢台等地区的辐射作用已开始显现，带动周围地区发展能力会逐步增强。唐山市、秦皇岛市是工业偏重的城市，要带动冀东北片区的发展。保定市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位于北京和石家庄两大城市轴线之间，是重要的节点性城市。沧州市是以石油化工为主导的重化工业城市，作为地区性中心也带动着周围县市的发展。廊坊市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定位基本明确为发展临空经济区，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产业等临空经济产业。张家口、承德主要承担京津冀生态涵养功能，主要发展休闲、养老、旅游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