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尽快补足

　　河北经济发展短板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思想，对河北、对京津冀乃至对全国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京津冀三城市各项重点工作得到有效推进，并在交通一体化、产业协同发展等各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河北内部的最大机遇，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把河北区域拿到全国的角度来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北京、河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是历史性和转折性的节点。“大战略需要，大机遇需要大担当”。推进京津冀的发展需要各方努力，河北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只有河北尽快发展起来，平缓了经济的落差才可以达到优势互补，希望中央继续为河北争取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也希望京津冀三地的专家学者加强国家宏观政策研究，持续关注河北的发展，开展实地调研。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发挥好北京的辐射效应

　　今年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和首要任务。我认为，如何变北京的“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发挥好北京的辐射作用，要注意以下六点。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北京要把疏解人口、疏解产业和疏解非首都城市功能相结合；二是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要强化北京的首都功能，使北京成为技术创新的增长极；三是疏解非首都功能要同构建“多核多圈层”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相结合，避免功能多集中于单一中心；四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使产业体系和城市体系协同构建；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使交通和通讯体系加速实现五个“一体化”；最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要重视区域差异�发挥好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在做法上，发挥好北京的“辐射效应”，疏解非首都功能，要从“禁”、“控”、“关”、“转”、“调”五方面着手。在这里，“禁”主要是指严格按照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禁止新建、扩建首都不宜发展的产业，例如明确全市范围内不再新增一般制造业；“控”是指对保障城市运行及民生的行业实行总量控制，如城市废弃物处理；“关”是指就地关停和清退相对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和聚人多的业态，如高耗能的制造业生产环节、区域性商贸交易市场和物流基地等；“转”是指对不符合首都发展战略定位、妨碍首都功能有效发挥的产业进行整体转移，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占地多的仓储业等；“调”是指对优质资源集中而膨胀的产业和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在京津冀区域内进行协同发展，如医疗、交通等。

　　此外，更好地疏解非首都功能，一要使“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形成合力；二要合理确定北京禁止新增产业的“负面清单”，严格限制非首都功能项目的开展；三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批发市场疏解到生产和运营成本更低、市场前景更好的河北地区；四是政府要主动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惯性思维，积极引导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机构、行政性和事业性服务机构逐步向周边区域合理疏解。

　　更好地疏解非首都功能，离不开京津冀的合作。在京津冀产业分工合作的对策上，我们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北京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首都产业的高端化、服务化、低碳化；天津要按照打造北方经济中心、国际航运、国际物流中心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港口、制造业、滨海新区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等比较优势，重点发展科技创新、金融及等产业，打造天津高新技术产业高地；河北要把淘汰自身落后高污染产能与承接首都产业转移相结合，改变原有偏重的产业结构，处理好“退”和“进”的关系。

　　不可忽视的是，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京城六区、郊区、河北和环北京贫困带的发展问题。数据显示，2014年，河北人均仅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城镇化率为49.3%，比北京、天津分别低了37个和34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就业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有待建立。区域的功能定位对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机制有重要影响。京津冀就业服务应该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但是，京津冀一体化后，人户异地分离的就业模式将会向户籍划分制度提出挑战。作为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性重要工程，京津冀一体化将带来巨量投资，并产生大量的投资机会。

　　税制改革应注重

　　税收和税源的一致性

　　随着跨地域业务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向大城市集中。而目前我国的税制施行的是企业在注册地交税，所有税收都交给注册地，这就导致一个地方政府创造的税源所形成的税收没有被这个地方政府所收缴，而是被另外一个地方政府所收缴，使得各地税源的差距和税收的差距不一样。我认为，税制应该实现税收和税源的一致性。

　　目前，占全部税收收入90%以上的主要税种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税收与税源背离”的问题。以西气东输为例。新疆的天然气输送到上海，几千公里的运输量所形成的营业税源分布在沿途十几个省区，但按照现行规定，所有营业税都在企业注册地上海缴纳。除新疆从上海获得一部分非制度性补偿外，其他沿途各省区和居民虽然已经并将继续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资源，比如相关的移民、占地、治安等，但在当地形成的税源并没有实现为当地的税收。如果现行制度不改，这些省区将永远拿不到它们应得的这部分税收收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上，不论是产业转移，还是人口疏散，背后都存在着税收问题。这也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在协同发展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所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上，需要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处理好京津冀三省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问题。虽然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局解决了一些个案，但是在总体的税制里边，还没有完全体现。我建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问题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来研究，把这三个地区来源的税收，按照税源科学分配。

　　如何构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支点

　　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通过构建京津冀的支点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的张力。河北的发展难道就是靠被动性的承接吗？河北省要发展，主动性的手段是什么？我认为，建立自己的支点迎上去，这是主动措施之一。

　　我们都知道资源空间的差异化决定着空间发展存在着非均衡性。为了使存量空间得到优化，使资源空间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实现“均衡”发展，就必须对“空间结构”进行整合。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蓝图，为该空间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认为使京津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使整个空间实现“均质化”发展，其发展的支点应是“京津石”。

　　首先，应明确北京的核心功能和主导地位，天津是次主导地位，河北是辅助功能地位。京津冀发展规划，主要要求北京在发展核心功能的同时，要将能量向区域外辐射外溢，通过轴、带通道，推动其辐射的区域空间实现整体聚合。

　　其次，对北京市这个“大轮辐”的内在而言：战略上主动承担国家部分“国际产业分配权”的重任。北京应为高端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要加大对前沿科技研究的资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转化力度；要加大对新兴业态的扶持力度；要加大金融对高端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要加大政策对国际高端人才聚集的支持力度。

　　因此，北京应凭借自身优势主动推动“辐射外溢”：要加强区域合作，以资源换空间；要依靠创新带动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装备制造业向周边“辐射”和“外溢”，重构京津冀地区的产业链。

　　“辐射外溢”需要京津冀三省有机结合。但是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缺少支点。我认为要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明确该区域的“发展支点”是什么。目前，已经明确了北京和天津这两个战略支点，独缺“第三支点”――河北省自身的战略支点。我们研究认为，选择将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的战略支点，进而使其升级为支撑起京津冀发展中的“第三级”，有助于为京津冀整个发展空间提供张力。

　　从石家庄市的战略地位与承接能力看，它具备担当“第三级”的条件。我建议重点从以下四方面提升石家庄市的承接力：

　　第一，从提升首位度入手，重新定位石家庄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战略纵深看，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这是一条位居我国中东部之间、整体性承接东部沿海产业“外溢”的“南北大纵深产业带”。它整体性发挥战略性产业带的承接、整合、提升作用。在这条南北产业带上，石家庄正处于低洼地带。因此，河北省在制度上应大胆创新，要确立石家庄作为京津冀整体空间中的“发展支点”地位；要以此配置资源以确立其作为京津冀区域内与“南北大纵深产业带”的战略枢纽地位。

　　第二，从空间规划入手，重新确定石家庄的战略布局。由于历史原因致使石家庄市发展的空间狭小、产业聚集能力差、区域影响弱。为此建议：将河北省域政治中心向石家庄北移至正定；将原市区作为产业聚集区进行空间优化，为石家庄市成为京津冀区域中的“发展支点”创造条件。

　　第三，从配置资源入手，提升石家庄市的产业结构层级。为配合北京市资源要素外溢，石家庄市应预留优势空间，多角度做工作，成建制地承接北京外溢的高校，为石家庄市形成：高校人才基地、高端人才培训基地、高技术产业聚集区的“三高链条”，奠定基础。

　　第四，从规划入手，确立石家庄市的新地位。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确立石家庄市作为京津冀整体空间中的“发展支点”地位，为下一步在国家层面为石家庄市争取和配置战略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京津共建

　　中国北方离岸金融市场

　　北京、天津共同建设中国北方离岸金融市场，是实施我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立足北京、天津各自优势禀赋，两个直辖市具备共建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发展成为继深港、上海之外第三个大型离岸市场，形成中国离岸金融中心“三足鼎立”的空间布局，扭转我国南北方金融市场不平衡的问题。

　　从目前世界首屈一指的离岸金融中心“泽西”的经验看，司法体系、监管体系和专业能力是撑起成功的离岸金融市场的三块基石。天津、北京在发挥比较优势，同心合作共建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围绕三块基石做功课，在“立法、规划、人才、资金”四个方面下工夫，为共建离岸金融市场创造良好的土壤和环境。我建议：

　　第一，出台法规政策，夯实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制度基础。首先，结合离岸金融市场运行特点，两市需要制定适应共同建设离岸市场的金融法规和政策，破除有悖于京津区域金融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台共建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指导意见，内容包括：共同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谱写京津金融双城记的战略部署，坚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确立统筹协调化、高度国际化、和谐共赢化、持续发展化的总体目标�明确政策制定和执行负责部门，出台地区选择政策、主导模式政策、衔接配套政策。然后，探索建立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协同监管机制，合作建设基础牢靠、反应灵敏的离岸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离岸金融风险预警、风险处置和突发事件应对的协调机制。

　　第二，坚持规划先行，编制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规划。首先，在配合国家发改委做好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过程中，争取国家专门出台促进津、京共建离岸金融市场的规划和政策。其次，力争将此项工作纳入天津、北京两市的“十三五”规划之中。最后，天津、北京需要组织精干力量，编制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战略发展规划，明确该离岸市场建设的定位、路径和周期，力争将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建成“培育两市创新共同体、实现金融产业规划对接”的一面窗口和里程碑。

　　第三，秉承市场导向，确保京津离岸金融市场互惠共赢。建成京津离岸金融中心，谋于京津两地的特色资源、比较优势，成于两座城市的包容合作、戮力同心。首先，综合改革创新区(或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在京津毗邻的北京一侧地区，选取某个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使之成为京津共建离岸金融市场的一个平行部分，使该地区享受与天津综合改革创新区(或自贸区)，尤其是在发展离岸金融方面相同的优惠政策。其次，支持津、京业机构在创新区(自贸区)内建立以国际业务为定位的分支机构，开展离岸金融创新，以专业能力和定制服务提升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活力。最后，坚持共同投资、按投资比例共享收益的原则，两市可以约定在共建离岸金融市场过程中，在一个时期内(如10年内)都不从离岸金融市场分取投资收益，待该阶段过后(10年后)投资收益两市按比例分成，成立一级财政、一级金库、计划单立，收益上缴由两市共同组成的财政部门统一监管，全部用于离岸金融市场等京津金融创新共同体的滚动开发。

　　第四，坚持协商互访，解决共建离岸金融市场重大问题。为协调解决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过程中一些涉及省市、省部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建议将此项工作纳入京津两市领导定期协商和不定期互访机制中。近期，可积极推动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合作共建市级层面的优惠政策出台，使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内的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企业同等享受天津、北京两市的相关优惠政策，还需要考虑设立“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合作基金”，用以解决京津两市共同建设该离岸金融市场的政府资金支持和补贴的长期问题。最后，在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中，要落实“互通信息、互接项目、互派干部、互设代表、互介商资、互搭平台”等六个互动。

　　第五，拓展金融功能，赋予京津离岸金融市场丰富内涵。京津金融合作，应坚持市场导向，以金融开放和产品创新激发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活力。两市需要依托中国(天津)自贸区建设优势，深化金融制度创新，稳步扩大金融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一是在综合改革创新区(或自贸区)，率先开展市场化试点。二是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允许区内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业务。探索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允许区内企业开展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和债务融资，额度不纳入外债指标管理。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规定在境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对区内注册的属于同一集团的关联企业，实行外债额度总额管理。企业境外融资不调入境内使用的，额度不纳入外债指标管理。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业务。三是鼓励境内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离岸业务机构，简化离岸账户审批流程，探索金融机构账户管理新模式，发展信贷、保险、证券、基金、信托、货币、同业、黄金和衍生品等多种离岸业务。四是支持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外证券期货市场。五是参与“新三板”建设扩容，力争承接“新三板”更多功能，提前研究“新三板之国际板”的发展蓝图，使京津金融市场成为未来海外科技企业赴中国内地上市融资的前沿阵地。

　　第六，树立人才意识，吸引精英聚首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受过扎实训练、具备国际视野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咨询顾问、风险管理人员、金融研究人员是京津离岸金融市场专业化服务的保障。需要在人才集聚上下大工夫，出台法规政策，提高综合改革创新区(及自贸区)对全球人才(尤其是周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依托京津科研资源优势，加强国际金融协同创新，预先研究离岸、在岸业务分账式管理等内容，使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国内机构了解国际金融创新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