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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争论去何处寻找增长点，不如切实收缩政府规模，提高家庭 消费

201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加入世贸组织和低抚养率的双重红利已经终结。由于没有其他红利可以抵消诸如重复投资、寻租、泡沫等低效行为的损害，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困境。

若继续饮鸩止渴，以浪费性投资来支撑暂时的需求，助长寻租行为，中国将会面临 金融 危机以及货币贬值。

转折来临

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低抚养率给中国带来了强劲的货币增长。中国用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建设基础设施，支持了 制造业 的成功发展。交通、能源和电信系统已大有起色。跨国公司在中国既享受低廉的劳动成本，又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经营条件。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十年内，中国出口年增长达到20%，成为全球贸易头号大国。

然而，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意味着中国的贸易优势走到了尽头。当西方国家的工厂搬到中国以后，其民众可以依赖债务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只要市场愿意维持这种状态，西方国家由债务驱动的消费活动就可以延续，反过来也就促进了中国的出口繁荣。但是随着债务泡沫破裂，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繁荣也行将结束。

但凡在货币充足的情况下，浪费性支出总是无法避免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企业对新技术投资过度，导致大规模产能过剩，引发了随后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也出现过度投资，购买了过量的中看不中用的国外资产，导致日本经济随后经历了20年的停滞。中国如今重蹈覆辙，产能过剩随处可见。整体产能过剩可能达到三分之一，比此前美国和日本的情况更严重。

资金来得太容易，常常会导致投机、资产泡沫、腐败或寻租。中国的股票市场在2005年至2007年间上涨了5倍，土地价格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十年繁荣期内增长了30倍，在一些城市甚至达到了100倍。资产泡沫增加了很容易弄到钱的错觉，降低了对浪费性投资或寻租行为的抵抗力。

所谓“东亚模式”，就是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经济发展。出口繁荣使投资繁荣成为可能，因为过度投资需要来自出口的过剩流动性来维持。如果出口繁荣结束，投资繁荣也随之会终止。在繁荣期，固定汇率将出口繁荣转变成货币繁荣，而在萧条期，如果国内政治体系坚持在出口停滞的情况下推动投资，就可能会导致货币崩溃。1997年韩国和泰国都曾经历过。

曾几何时，东南亚国家、韩国和中国台湾因为中国大陆竞争力的提升而失去了出口繁荣。现在，由于作为客户的西方国家陷入衰退，中国的出口繁荣也难以为继。这是一个特殊的困境，因为中国对于世界而言太大了，其人均收入和人均出口水平都不到韩国和台湾面临同样挑战时候的一半。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是全球贸易增长率的2倍，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4倍。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10%。这要求中国将投资降低到低于GDP30%的水平。

转折点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土地价格进入下行通道。尽管很多人援引数据和实例来支持房地产泡沫仍将持续的观点，事实上泡沫正在收缩。在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崩盘；在大多数城市，房地产价格已经大幅下跌。与股票市场不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长痛”，可能需要五年到六年。2012年就是调整的第一年。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房地产都将极端低迷。除了价格泡沫，中国现在的数量泡沫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些都意味着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房地产崩盘。

空谈误国

浪费和泡沫在经济繁荣期是不可避免的。在繁荣结束后，为过去的错误埋单将会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 银行 系统的资产质量在经济繁荣期后会大幅下降。

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是GDP的2倍，这还不包括地下借贷。如果将其包含在内，债务水平可以达到GDP的2.5倍。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高的。成熟的经济体可以将其非金融部门债务维持在GDP的2倍至2.5倍，因为其家庭财富水平较高。在中国现在人均收入6000 美元 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包括在1997年陷入债务危机的东亚经济体。

中国的债务主要来自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成熟的经济体而言，企业债务一般会达到GDP的50%至70%，中国是这个数字的2倍。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利润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务负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因此，尽管中国经济看似欣欣向荣，股票市场却依然如此疲软。这是中国经济最脆弱的环节，企业债务负担同收入能力不协调，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坏账。过去，土地价格持续上涨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补贴企业，从而掩盖了问题。企业可以依靠上涨的地价增加借贷以维持流动性。随着土地市场局面逆转，问题开始暴露。这要求政府尽快处理坏账，否则，银行系统将会被冻结很多年。

尽管加入世贸组织和低抚养率的双重红利已经终结，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华人在发达国家都是高收入人群，显然问题并不在于中国人的素质，而在于中国的体系。

最近一些有关增长潜力的辩论都弄错了方向。有人希望再现人口红利，有人将城市化视为经济增长的重点。但是，大多数三线城市都出现了过度建设的问题，那里正在建设的房地产需要很多年才能不至于空置。

争论去何处寻找增长点，其实只是反映了争论者的自负。经济增长最终来自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来自投资本身，或是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力发展依靠的是资本的持续优化和市场驱动的劳动。价格机制是最伟大的人类发明，它将集体智慧转化为生产力的提高。

如果有人能够预先确定什么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点，那么他们肯定比 巴菲特 还要聪明得多。如果他们果真那么聪明，他们就该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不是为政府或某些智库工作了。

事实上，那些谈论应当在何处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如果把他们放在决策者的位置，势必空谈误国。

富民为本

政府扩张成性，是造成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政府人员越多，寻租压力越大。由于主导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法治，寻租压力将会不可避免地朝着有利于它的方向改变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制造泡沫，推动形象工程，提高税费。只要政府依然保持现在的庞大规模，增加政府收入的压力就会持续存在。即便削减了某项税收，也会有另一项取而代之。

房地产泡沫收缩会减少政府收入，因为土地销售收入会下降。这是政府推动房产税的主要原因。房产税在某些情况下是恰当的，但在中国并不合理。首先，房产税只有在真实拥有房屋产权的情况下才应当征收，中国的房屋产权只是70年的使用权。其次，房产税收入应当用于例如教育之类的地方公共支出，而中国的房产税很可能会被用来支持政府当前的投资支出。有人认为征收房产税是为了控制投机，这是不对的。控制投机的正确工具应当是资本收益税，中国已经有这一项税目了，如果征收幅度还不够，可以提高，但不宜另外征收房产税。

不改变政府结构，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很多政府机构的就业人数在过去15年间增加了10倍。为了建设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政府规模必须减半。这显然很难实现。但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此。

从短期来看，政府可以将目前的支出水平继续维持五年。同样，国有企业也可以在五年内控制投资水平。只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政府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就有所收缩，可以逐渐提高工作效率。

中国的家庭消费大约占GDP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很低，因为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仅略高于40%，而灰色收入可能占GDP的10%。中国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入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则依附于这两者，寻求需求和利润。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出不是效率驱动的，其他企业作为其供应商，自然也不是效率驱动。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当存在可持续而有效的需求时，就会出现有效的企业。在支出主要是为了民众切身需要的情况下，就会创造出可持续的需求，在针对这种需求而展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就可以存续下去。中国的家庭消费应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高于GDP的50%。这要求劳动力收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达到GDP的65%。这些目标只有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之后才能实现。短期内，政府应当减税1万亿人民币。这笔预付款可以提高对于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的需求，提振市场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