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国企改革已非道理之辩 而是利益之争
没有道理 只有利益
□ 王兰 | 文
国企改革和中国目前大部分争议议题一样,已非道理之辩,而是利益之争
飞机上巧遇大学同窗X君。他在一家二流的非 金融 央企任副总。说二流绝无轻视之意,仅指其任职的公司并非垄断性的巨无霸央企,而是从事一些五花八门的竞争性业务,实属央企第二梯队。在飞行期间,我们谈起了国企这个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摘录主要内容如下。W指笔者,X指X君。
W:此行忙什么?
X:去×省(一个中部省份)参加一个省主要领导召集的央企投资洽谈会。
W:辛苦辛苦!老兄别介意,国有企业尤其你们央企如此大幅度扩张并非好消息,垄断、战略行业暂不论,你们为什么要去频繁涉足那些几乎没有任何垄断、战略意义的行业和项目呢?
X:我们管理得当、效益好啊。整个国企不好说,反正我们央企,从国资委开会提供的材料看,在所谓一般竞争领域效益,和外企可比性不强(他解释有一些跨国定价和避税因素),但和民营企业相比,利润率、年增长率等指标都要强出不少。你专门从事投资,应该了解。
W:老兄,效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而言,你提的那些指标,我虽没计算过,但直觉上基本相信你的说法,央企指标会比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好看。
但就广义而言,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其他要素不说,在获取土地、进入资本市场、 银行 信贷支持等方面,国企尤其是央企,比民企便利太多且成本更低廉,这种背景下比一些具体指标就不公平了。
X:你有点漫无边际了。我们拿地、上市、得贷款是因为央企责任心更强啊,而且我们上缴国家更多的利税,这还不是全社会受益?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获得支持是应该的。
W:你也扯远了。莫非要学汉武帝盐铁专营?现代国家的概念不同于西汉那个年代,国家办国企的终极意义绝不是为了获利,这完全可通过调整税收来实现。如果政府在市场斤斤计较于获利,岂不挤压了其他经营主体的空间?至于企业社会责任,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是基础,当今企业诚信问题层出不穷,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乱导致的,这也和国企身份密切相关⋯⋯
X:不谈这些啦。上半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这期班请了×××(一位较有名的经济学家)来讲。他说,中国抵御美国次贷、欧债等外部金融危机冲击的效果全球最好,中国模式起了关键作用,其中一条就是政府直接拥有大量重点骨干企业。他的观点,得到我们班绝大多数学员支持。
W:这种观点,得到中央党校学员全部支持我都不奇怪。但你要是参加其他研讨班,可能就会发现另外的支持倾向。“中国模式”提法过于政治化且不谈,在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表现确属难得,但原因颇复杂,把它归于政府拥有大量国企,逻辑上不通。现代社会无论哪类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影响绝非古典自由经济时代所能想象,但政府对经济施加影响和其直接拥有企业不能混淆。简言之,中国经济抵御全球金融风暴的成效和国企众多没什么关系,甚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没准少一些国企,抵御经济危机的效果更好呢!
X:你有点幼稚啦,too simple(太简单化),大量国企尤其是央企布局,是有深层次政治考量的⋯⋯
W:你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目前的国体、政体需要大量国企。我对国企改革并不激进,天然垄断和特别领域国企控制可以,但如果认为包括一般竞争领域国企越多体制越稳恐有误,辛亥革命前的满清和上世纪剧变前的苏联、东欧展现的就是相反的逻辑。
X:行啦,辛亥、苏东等过于敏感,不说了。退一万步,就算真要改革,竞争性国企怎么处置?央企都是大块头,一般民企根本接不了,最后还不是落入外国资本或权贵资本的囊中?这会导致危险的社会矛盾。国企虽有诸多问题,但不失为一种基本公平的社会财产存在方式。
W:你的担忧也有道理,不过如果国企改制真达成共识,总能找到可行(政治或经济上)的方式。
飞机降落,显然我们谁都说服不了对方。
中国有近万家国企、就业人数约4500万,涉及庞大的存量利益,其中核心及利益关联者活动能量巨大。国企改革和中国目前大部分争议议题一样,已非道理之辩,而是利益之争。
作者为投资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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