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方面，今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窗口，需要留意。实际上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短期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未来四年到五年这个结构性问题还是会存在。”首席投资业务官陈德贤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如此表示。

　　但陈德贤同时指出，总体看，今年经济应该可以维持“稳健增长”，比较确定的是出口和两块。但就业还是偏弱，今年的毕业生较多，需要稳就业。消费本身也有所不足，去年消费主要还是在汽车，除汽车外，整个中国的消费还是有下滑。最后，债务问题可能对经济也会有约束。

　　近段时间，违约规模有所上升，上升，并且信用违约的重灾区由低等级、民企向高等级、国企转移。对于一家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达3.74万亿元的大型集团而言，如何看待问题？

　　陈德贤认为，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期，信用风险局部发生是正常现象，但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从宏观层面看，“十四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增长，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各类生产要素将从部分传统转移到新兴产业，部分的基本面也将恶化，这一过程中违约风险将有所增大，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事实上过去几年违约已经市场化常态化。但这些信用风险的爆发都是局部现象，不存在系统性的违约风险爆发，因为一方面中央有政策储备，另一方面要素的市场化转移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稳健增长，可以在发展中消化解决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也有所影响。陈德贤指出，去年疫情后，国家采用了比较宽松的方法去维持经济，加大了逆周期调控力度，阶段性的宽松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信用风险暴露。但在疫情之后，中国大力开展复工复产，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国债收益率也因此从底部上升，流动性相对没有那么宽松。从十年期国债来看，去年最低时为2.48%，目前已上升到3.2%以上，流动性也稍为变得紧张，可能导致信用风险问题重新回归。

　　可见的是，长、体量大且稳定的资金，往往偏爱能够穿越周期的低估值高资产。

　　陈德贤也表示，信用风险跟地方政府、行业也有关，特别是不动产行业。去年8月跟10月分别出现不同的政策信息，针对不动产公司有三条红线新规，当时也开始提了两条红线，包括按揭贷款、开发贷款都有了比例限制，对地方住宅也采取的是一城一策，在这个背景下容易产生流动性的问题。

　　“现在看到的债务问题，其中有些是债务问题，有些是资产质量的问题，但是看下来流动性问题居多。另外，过去中国企业的融资大都是通过间接融资，也就是贷款，直接融资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的，目前比例相对小。与国外相比，中国还有再平衡的空间。”陈德贤向澎湃新闻表示，国家政策也鼓励积极支持实体经济，不聚焦在单一行业，同时也放开资本市场融资条款等，所以在此过程中，对某行业及企业产生震荡在所难免，据平安统计，去年不动产行业大概有450家中小发展商已经倒闭，形成了信用风险。在这个背景上，债务风险可能在今年还是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约束。

　　据2020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末，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达3.7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6.6%。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近10年平均总投资收益率为5.3%、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为5.5%，均高于5%的内含价值长期投资回报假设。那么，是如何管理信用风险的呢？

　　陈德贤向澎湃新闻介绍称，关于，平安内部是分委托方及受托方两个层面操作。保险资金委托方就是，信用风险贯彻在保险公司的投前投中投后流程，投前会制定好准入的要求，有白名单制度等，投中会由受托方负责挑选品种，投后保险公司对已投资的债权持仓比例、变化、压力测试等进行监督。

　　“受托方是，受托投资，受银保监会监管。信用风险属于整个资管投资风险管理中的一环，其他包括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受托方的管控流程由内部不同的团队参与，也通过模型、系统帮助监督信用的改变，”据陈德贤介绍，在平安内部，每一家受托方基本上都有一套标准化的信用评级体系，比如，平安资管是2003年开始启动内部信用评级，内评会按环境情况，对每个投出去的债券、非标等调整信用评级，同时也助系统去监督所有的流程，任何变化通过系统去监督，所以是“人+机”去管理。

　　他还指出，过去几年，对转型期信用风险上升有所预判，因此也不断加强信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具体包括：

　　一是更加前瞻性地开展宏观、利率及等自上而下的研究；

　　二是高度重视对个券细致的、多维度的研究，严把信用风险准入关；

　　三是加强信用风险预警研究，发行主体违约前势必有迹可循，因此应对信用风险进行动态监控管理，加强预警研究，做好投后管理；

　　四是布局金融科技，重视大数据及AI技术在防范信用风险的辅助功能。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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